太阳升到了半空，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然而这暖意却还不足以融化地上的冰雪，冰上加水，路更加湿滑。

徐平和徐昌等几个庄里的重要人物站在庄门口，看着远处慢慢驶过来的一辆牛车，都是满脸期待待。

这是县主簿郭咨帮着庄里介绍来的第一批会种水稻的南方人，有了这些人，庄里整好的田地转过年来就可以种水稻了。

这个时代，南方的普通人到北方来的极少，大多都是做生意的商贾或是游宦的士大夫，找个会种水稻的还真不容易。这是因为此时北方经济不发达，相比南方来说物产也不丰富，当然最重要的是水土不服。还有一个原因，水稻种植技术成熟的地方只有两浙、江南和西川，两广和荆湖都还没开发，很多地方仍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开发成熟的地方又都富庶，人民不愿离乡。

牛车到了跟前，先从车上下来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有十二三岁，一个只有三四岁。再然后是一对年轻夫妻，都是二十多岁。

徐平迎上前来，自我介绍：“在下徐平，是这处田庄的小主人。几位旅途劳顿，庄里已经备下了薄酒，为诸位洗尘。”

先下来的中年男人上来行个礼：“小的宋老栓，原是兴人氏，因是年轻时家乡遭了灾，流落到荆湖一带讨生活。前两年朝廷招人在唐州垦田，我便去那里应募。那里营田务废了，便流落到开封府来。”

指着身边的妇人和孩子道：“这是我的浑家，那两个是犬子，大的十三岁了，取名叫大树，小的只有三岁，叫小树。”

徐平忙道欢迎。

后下来的年轻夫妇上来，道：“小的田四海，两浙路常州人，世代务农。到了我这一代，家里田不够种了，我也想四处看看，随了一个官人来到京城。三年前那个官人一病不起，我没了倚靠，便流落在京城。这一个是我浑家，原是那个官人家的女使，官人没了之后，我们便过在一起。”

徐平照旧欢迎，对两人道：“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与其他庄客住在一起多有不便，庄里新起了几座宅院，专门安顿你们这些人。这一位是庄上的管庄徐昌，让他带你们去看看，若还满意，诸位便先安顿下来。”

两人向徐昌见个礼，随着他去看住处。他们的行礼，自然有其他庄客给他们搬过去。

看着徐昌带着人绕到庄后去，徐平也带着其他人回了庄院里面，等着给他们接风。

这便是一个村子兴起的过程。最开始大户贪图朝廷的优惠政策，花钱作本来开垦荒地，招的都是无牵无挂工期可长可短的人，住的也不讲究，都是在一起马马虎虎住下来。庄子有了起色，便就要做长久打算，招一些长期的雇工，帮他们把家安在这里。再过十年八年，荒地都成了熟地，招雇工来干活就不经济了，便就把地租佃出去，主人只是收租。

按宋时的政策，雇工和佃户都是客户，赋税都是主人负担。

时间过得再长，很少有地主能保几代富贵，地便开始一点点典卖，有的客户慢慢成了主户，村落便就正式形成了。

这两户人家虽然也是徐家的雇工，因为都懂种水稻，算是技术人才，徐家给的待遇也优厚，甚至给他们起了新家。随着他们的到来，徐平的这处庄院也正式有了自己的名字徐家庄。不再与那些散落的农家那样，叫起来都是槐树下的李家，河东头的赵家这样没个准数的名字。

这个时代大家族聚居的乡村宗族社会非常罕见，与徐平前世的乡村组织倒是差不多，在开发成熟的地方，都是各户杂居。由于村落规模都小，没有村一级的基层组织，上面是乡、管，协助官府管理的是里正、乡书手和耆长，繁华的乡、管升级为镇，派有管理官员。

由于宗族社会没成形，地主和自耕农甚至佃户的身份变化剧烈，此的乡村与后来的明清时期有很大不同，好的说法叫有活力，不好的说法叫不稳定。这一代是地主，下一代就可能给人当雇工，富不过三代的状况很普遍。比如这处庄子叫徐家庄，过上一百年庄里可能一户姓徐的都没有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朝廷政策是最大的推手。

徐平前世从课本上学来，宋朝的统治阶级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士大夫是大地主和普通地主，皇室是最大的地主，一切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现在他来到这个时代自己成了地主，对这个说法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宋朝对乡村的官方政策，从赋税到差役，全部是以打击乡村大户为目标的，而且没有理由，就是裸地全方位打击。能够在乡村保持百十年富贵的，都不是寻常人，不是普通人家。历史学家谈到这里，都会打个补丁，朝廷政策的本意是如何，但实际施行时地主阶级都会把负担转嫁给下层农民，更进一步地拉大农村的贫富分化。徐平只能说这些人都把士大夫看成神经病吗为了维护那个臆想出来的地主阶级，却要搞出一堆打击地主阶级的法律条文。

实际上宋朝是惟一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但土地兼并程度也是历代最轻的。因为朝廷不抑制兼并，但打击兼并成功者。

按照律法，农村的负担几乎全部都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土地越多，负担越重。此时乡村又没有宗族这个怪物，又没有身具特权的士绅，就连各级官员的特权也被限制，不同级别的官员可以免家里不同人数的赋税，但只要没到中高层，能把自己家里人免了就不错了。

与明清时期士绅大户大量包庇不相关的人免税从中获取利益不同，宋朝时候都是拼命地把家一分再分，兄弟同居的现象在农村都不多见。分家不成功的胡子都白了扎着小辫冒称童子，有本事分家的孩子刚刚会跑就赶紧分出去另过，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常代。因为赋税差役都是按照户等来的，分得细了可以降自己的等级，从而少点负担。这也是宋朝每户的平均人数比历朝历代都少，让人觉得诡异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还是用阶级社会生搬硬套中国的古典社会造成的错乱，非要把士大夫阶层说成地主阶级的代表。实际上士大夫大多出身于什么家庭他们本就大多出身于仕宦之家，当官的人大多都有地，不代表他们就自觉得认为自己是地主。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公务员的最大来源是公务员家庭，但非要说这些人大多都有住房，所以代表有房阶级一样可笑。

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本就是超脱于地主农民商人之外的阶级，对其他三者没那么高的阶级觉悟，他们是自认为是治世者的。

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有时候做事很没节操，比如不抑兼并，甚至有时候还会鼓励兼并，不是为了多么高尚的目的，经常只是为了多收税罢了。不只是乡村如此，其他工业商业，宋朝政府经常也会做出类似的事。

宋朝是中国中央财政收入最高的朝代，诡异的是同时也是政府最缺钱的时代，赚得永远没有花得多。说穿了其实也不值一提，社会治理成本就是那么多，出面花钱的不是官府就是转稼到民间去了，宋朝士大夫不过是觉得要把整个社会管起来，所以钱永远都不够。钱不够花，整个统治阶层就会显得贪婪，只要是你想到法子赚大钱，就会被官府盯上，要把钱从你口袋掏到官库里。

徐平的庄子刚在起步阶段，他现在感受到的更的多是这个时代的脉脉温情，钱粮赋税一免就是几年，庄上缺人官府帮你雇，没本钱还能从官府借，如果他愿意，还能从县里要面大锦旗回来挂着。

只是随着对这个时代了解得越多，对周围情况的熟悉，徐平也越来越感觉到了悬在自己头上的那把剑。到后年庄上赋税就不免了，他这个庄子就像朝廷养的猪，那个时候就该开宰了。

要想不被士大夫当成猪宰，自己就要成为士大夫。

想明白了这些事情，徐平也只能叹息。不管什么朝代，要想活得舒心都要挤进统治阶层里去，好在这个时代开了一个科举的大口子。

打光摇曳，宋老栓被灌了几杯酒，微眯着眼陶然起来。

一群庄客把他和田四海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着这两个走南闯北的人物，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一个问：“宋阿叔，你为什么不留在唐州，那里的营田务怎么说罢就罢了朝廷花了许多银钱精力，总还要开起来。”

宋老栓叹口气道：“怎么开招射田地的时候，说的是给耕牛，免几年钱粮免几年赋税，结果第二年差役就来了大家都是没根基的，哪里应付得了这些人都跑光了咯。”

徐平听了，心有戚戚焉。这是地方官太心急，没等猪肥就开宰了，弄了个鸡飞蛋打一场空。

又有一个问田四海：“田家哥哥，都听人说江南便如天堂一般，是不是真的你也在开封府呆了好久年，你说一说到底哪里好”

田四海道：“若说京城，那是天下的精华所在，满世界哪还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但若说这乡下地方，这里就比不上江南了。”

就有人问：“哪里比不上”

田四海道：“我们那里，都是一年种两季粮食，一季稻一季麦。”

那个庄客就问：“我们这里地多，多种上一亩也不比你们那里差啊”

田四海摇摇头：“如何比得同样是一亩地，我们得两季粮食，官府的钱粮却只收一季，就是租主家的地，主家也只收一季稻的租，那一季麦却是我们自己落下。这算起来，租税可比你们这里低得太多”

徐平听到这话，心中一动。常常听身边的人羡慕江南，但依他的知识，如果只靠农业，江南又能富到哪里去没想到这个时代还有这个规矩，种两季粮食租税却只收一季，这可就强得太多了。如果有朝一日自己的庄子也遇到这种困境，不知可不可以借鉴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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