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完了子路祠,君臣几人在外面院子里闲坐。
古柏森森,挡住了炙热的阳光,坐在树荫下让人神清气爽。
赵祯换了便服,踞住一大石凳,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乘凉。几位宰执重臣在四边或走或坐,享受难得的闲适时光。从太祖时候起形成的传统,君臣私下相处的时候,大家都比较随便。没有御史在一边看着,就没有了礼仪的约束,各自随意。
赵祯是个比较严肃的人,特别是穿上朝服,处理公事的时候,处处遵礼。反倒是他的父亲真宗皇帝比较随便,与大臣饮宴,喝多了什么样子都有。现在北巡,出了京城,路上折腾了几天,赵祯也放下了架子。
皇帝不端着皇帝的架子,大臣也就不时时注意言行了,大家变得随性起来。皇帝面前说错了一句话,动辄就要杀全家,宋朝没有这个规矩,之前的朝代大多如此。以言行辨忠奸,随便就要杀人的,多是明清两朝形成的习惯。指斥乘舆是十恶大罪,但真正放到台面上的只有历史上的岳飞冤案,满朝文武也不认为这罪名立得住。
彻底歇过凉,赵祯来了兴致,让徐平坐到身边,对他道:“此次北巡,契丹如果真地以为我们要恢复燕云,欲要先下手为强,打过来了怎么办”
徐平笑了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就打呗。真定府、保州、雄州一带,已经坚壁清野,重兵设防。契丹几万兵马,过不了那几州。十万以上兵马,可挡于葫芦河经北的赵州、深州一线,聚而歼之。灭了契丹精锐,陛下可以亲提大军,直下幽州,建不世武功。”
赵祯撇嘴摇头:“仗哪里是那么容易打的这么容易,本朝为何数次折戟”
徐平道:“攻守之势不同。当年立澶州之盟时,军心不稳,战力不济,才不得不在占尽上风的时候与敌苟和。现如今数十万禁军,人人求战,兵精粮足,再能让契丹大军顿兵于坚城之下,自可合力围歼,何用求和有那机会,正是陛下建功立业的时候。”
赵祯抬头看着头顶如绿幕一样的大树,想了一会,禁不住有些向往。如果耶律宗真一个忍不住,学他的祖宗,派一二十万骑兵南下,真能够聚歼于河北路这样的战功听起来吓人,让人不敢去想,但徐平到西北,就是这样三年来了党项,好似也没什么。
徐平只是笑。现在大势已成,契丹如果敢跟党项那样硬来,耶律宗真就真可能成为元昊第二。契丹的兵主要靠的是游牧部族,燕云之地的汉人,宋朝还没有完全放弃,契丹还没有真当成治下之民,他们不能倚靠的。几十万人,对几个游牧部族来说,一旦没了很难补充。能在境内歼灭契丹主力,宋朝大军就可以向北碾过去了。
瞎想了一会,赵祯摇了摇头:“有党项的例子在,契丹国主必不肯如此做。”
当然不会这样做,契丹现在谨慎得很,处处防着宋朝进攻,哪里敢头脑一热南下。
人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时时会影响着国政。党项的败亡,丰州的失败,正在让契丹百年来建立的对中原王朝的心理优势慢慢丧失。现在他们的信心还在,所以对宋朝的举动应对激烈。等到国力虚耗,心气没了,便就会如猛兽失去斗志,任人宰割。
杜衍走过来,拿着一道奏章道:“京西路上奏,三司与巩县的汇通社议定,三年之内汇通社制的大车,每一辆给三司五十贯钱。三年之后,减为二十贯,十年之后任其自为。”
徐平点了点头。三司本来的意思,是不分时限,孙二郎卖一辆车就给他们多少钱,徐平坚持让他们定一个期限出来,哪怕前几年收的钱多一点也可以。专利还有时限呢,怎么可以吃人家一辈子。十年的时间够长了,那时候交通工具发展到哪一步都不好说。
赵祯看过了奏章,对徐平道:“三司之场务,其利归朝廷。宰相因何一力命其让利于细民,使民夺朝廷之利人言官不当与民争利,宰相多次辨驳,似不应如此。”
徐平道:“此次不是官让利于民,区区一个汇通社,何德何能敢代民受利朝廷向民让利,减税可,免役可,让渡产业却不可。为何产业离于官府,入于细民,只是几家之民而已,天下百姓何曾得利民为天下百姓,非几家几姓,官民之利当如此分。是以官府让利,不一定是百姓得利,处置不好,天下百姓受的盘剥更重也是有的。”
不管是官不与民争利,还是国退民进,利益进的都是少数人的手里,其实做不到全民得利。这样的结果是政权失去了财源,富了一小部分人,大部人未必有好处。私人企业会比官营企业更善待员工还是会大方地用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显然不可能。
放出一部分官营产业到民间,目的不在这里,官方让利于民,得利的民不是政权含义下的民。一小部分人借助官方放出的产业发家,并不能真正让民得利。而且私人不需要跟政权一样承担社会义务,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事,剥削更重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杜衍道:“既如此,宰相为何让三司让这一部分产业于汇通社呢”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为此言,因当时之国为一姓之国,天下为一姓之天下,故有此言。到如今,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此言已时过境迁。此时君与民何如民为水,朝廷为鱼,鱼无水则不活。三司放一些产业于民间,是放水也,放水于民,以养朝廷。若三司之产业尽为官营,则与民隔绝,所谓自绝于民必无活路。此产业三司有,民间亦有,相互学习,相得益彰,才是长久之道。”
官营企业不一定就效率低,民营企业不一定就效率高,实际上经营得当,民营企业很难与官营企业相比。不过没有民间产业,官营产业会越来越倾向于关起门来过日子,便如现在的禁军一样,慢慢就朽坏了。徐平之所以让三司向民间让利,不是因为体制,也不是因为效率和管理问题,纯粹就是保持经济上的官与民的交流。当民营占的比例过大,威胁到产业发展前途的时候,反过来操作,同样非常正常。
徐平前世,国营企业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与社会隔绝,慢慢发展到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文化,发展到世袭接班,失去了社会的责任感,最后一塌糊涂。至于归结为体制问题,或者有些人认为的国营就是不行,国营就要全部卖掉成为私营,纯粹是有人想吞掉公利为自己的私利编出来说说而已。很多国营企业,保持了所有权不变更,充分进入市场竞争,反而发展得很好。不管是工人待遇,还是产品质量,国营的都不差。
先是为了争取这个小圈子的支持,让他们关起门来,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团伙,由此失去了圈子之外人民的人心。无法收拾了再一下子全部砸烂,把这些人一脚踢开,又失去了这些人的人心。这样的权术手段,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留下全社会在经济上离心离德的恶果,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努力才能擦干净屁股。
一旦失去了人心,制度和经济上投入再大也难见效果。徐平前世,很多国营厂矿为主的城市,衰落之后怎么救都救不过来。不是资源不够,也不是办法不对,而是那里的人已经被骗得惨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投钱过去,他们不是想办法去发展,而是怎么把这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至于以后,以前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能想以后。
公天下,政权和人民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水里没有鱼就是一潭死水,鱼离了水就不能存活。所以徐平让三司让渡产业,是为了向民间放水,来养活三司的这些场务。至于经营的好不,场务的效率,甚至产品的质量,孙二郎那些人比三司场务还差得远。
这才是发卖官营场务,让渡三司场务利益的意义,私营比官营有效率,那就是说出来有个说法而已。资本主义的根本,是认为经济活动中只存在他们讲的理性自然人,即人人自私,一切都为了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刚好相反,认为经济活动中只有社会性的人,所以才以公有制为基础。
有前世的经验,徐平便就知道这两个极端哪个都靠不住。还是政权与百姓,互为鱼水交融在一起,比较接近实际。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荀子针对那个年代说的。家天下的时代,有主有客,统治者这样认识是对的。不是家天下,到了公天下的时代,那样讲就不符合时代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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