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政事堂，徐平回到了自己的官厅。随便处理一下公文，就该休务回家了。

在案几上随手一翻，却发现一封来自新任巩县知县王安石的书信。展开来看，原来是最近京西路工商业进行大手术，王安石有不同意见。

之前，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各地的工商业基本都操控于官府之手。特别是像酒楼和邸店之类的服务业，稍微大一点的县以上城市，几乎全为官有。哪怕百姓自己开的店，只要官方觉得利润可观，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收归官有。

这些官有的酒楼和邸店，大部分让百姓指射，即承包出去，官方收取固定利润。大一些的店，赢利能力稍强，便由官府经营。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对经济的束缚不说，是官府为了保证利润，强行让境内的富户轮差衙前役，用家产作保经营酒楼和邸店。商业正常增长一切都好，一旦出现亏损，或者利润下降，便由轮差衙前补足差额。

这跟徐平前世的国有经济不一样，这些酒楼邸店被官方直接当作提款机，过分一点的地方不按前几年业绩，随意指定一年要上交的利润。达不到，便直接用经营的衙前人家的家产充账。在很多地方，直接变成了对境内富户额外收税。

宋朝天量的财赋收入，除了禁榷专营，还有一大部分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的后果，便是造成了官府插手不多的商业的畸形繁荣，服务业的破败。除了采取特殊政策的几个京府，大部分的州县，城内服务业不发达。甚至于出现，城外偏远地方的酒楼邸店，由于不在官方掌控之下，比城内还繁荣的怪事。

在京西路试行的工商业改革，徐平借鉴前世经验，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除了四京之外，地方上那些由百姓指射经营的酒楼邸店，一律卖出去，官方收税。

一般原则，县一级保留一处官方经营的酒楼，和一处官方经营的邸店。州一级则按等级，保留二到五处。超出数字的，把小的卖掉扩建大的，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官方所有的这些商业，不再使用衙前，而是雇专人经营管理，制定奖惩制度。

宋朝现在问题是，在城镇是官有经济占的比重过大，官府对利润的搜刮过甚，让工商业发展不起来。通过向民间让渡小型工商业，来刺激经济的活力。

与向民间开放工业和服务业相对应，通过三司铺子和各种民间会社经济，把畸形繁荣的商业的主导权，从一些大商户的手中夺过来。他们借助官方力量实行行会垄断，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打击压制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达的不同意见，竟然是觉得对民间放权让利不够。他以巩县为例，认为已经有了驿馆，官方的人员往来住处和酒食供应有保障，再保留官营的酒楼和邸店各一处没有必要。如果把这个市场完全放给民间，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这封书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不相信这是王安石提出来的意见。在印象中可不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是把民间的工商业全部收归官有，走得比自己更远。

中国历史与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轨迹，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经济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官方都占有巨大份额。宋朝是一个顶峰，王安石变法直接把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几乎全部收归官有。同时在乡村推行保甲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鉴他前世新中国刚建国时的做法，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做过了。那次变法的问题，是把经济权力收上来之后，没有用这些钱发展社会生产，而只是让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庞大的改革，真正与发展有关的，只有农田水利法等了了几项措施。生产发展不了，改革必然被旧党反对，这种反对有社会基础。

如果徐平记得他前世整套的工业技术，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做王安石变法的事。农村分田之后实行保甲法，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最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到徐平年迈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开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极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发展中国本土的收益。那样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建了个地上神国，其他地方全是原料产地。把经济的大部分收归官有，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当文明大潮冲击全世界的时候，会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发展进程都是一样的。蒙古人打下了亚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当时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也认为他们那一套奴隶代理制能够千秋万代。实际上只有几百年，这一切便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用封建社会指代一个历史时期，来分析历史，应该是大致准确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国这种，从秦朝之后便就告别封建，必然是另一种形态，另一种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力是相对的，与人的欲望有关，而不是绝对的。欧洲人认为历史有一个明确终点，是他们一神制文明的惯性，只是他们那样认为而已。

王安石提出的意见让徐平诧异，是因为他现在的看法跟历史上学来的不同。他提出这种意见来，就说明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跟司马光那些人没有什么差别。徐平不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王安石后来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想来想去，徐平决定给王安石回一封信。

这种思想，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说起。当然有可能可以上溯到更加久远的时间，徐平说不清楚，也没有必要。思想发端付诸行动从管仲，到百里奚，再到桑弘羊，汉武帝时的盐铁法最终大成。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掌控天下，朝廷要执国柄。盐铁不只是对特定商品的专卖制度，而是为了让政权掌握经济命脉，由政权直接掌握一部分经济活动。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徐平前世经常听到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讲了两千年。从洋人的制度出发来发议论完全不得要领，这是明的一部分，即政权要想稳定则要掌控天下权柄。盐铁握经济权柄，察举制和科举制握文化权柄，唯一的问题是还没有找到握军事权柄的办法。征兵制和府兵制都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新的军事制度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成了禁军的各种怪象。军制改革，说穿了，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将校培养制度，由政权握住军事权柄，从而可以放手发展军事力量。

为什么要把一部官府掌握的经济实体放到社会上因为政权只要握柄即可，全部掌控超出了实际能力，不能够推动生产发展。王安石的变法证明了这一点，他从最开始的想让朝廷掌控工商业和金融业，从而推动发展，最后变成只求掌控，不求发展。

各州县都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官营经济成分，就是要让朝廷握住经济权柄，能够主导经济发展，而不要反过来被经济操控。当经济繁荣过去，面临困难的时候，再利用这个权柄把社会的经济实体收到官营来，利用官方利量推动生产发展，带动下一轮繁荣。

天命不在，治乱循环极大影响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政权就要操控治乱循环，而不能被动面对。要操控就要有一个把手，这个把手就是从盐铁论发展起来的官营经济。

王安石刚刚开始在地方做官，还没有机会进入朝廷中央衙门，还做不到从全局来看待经济问题。他现在的看法，还是传统的与民争利，利不在民则在官的看法。

盐铁论一直有支持的一派，也同样有反对的一派。历史上的极端情况，便就是到王安石变法，尽收天下经济权柄入朝廷。他的思想被抛弃，宋朝之后的政权放弃了盐铁，财政主要依靠赋税收入，后果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面临社会危机，政权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经济能力，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天下大乱。

经济的生产和分配，说到底还是生产满足人民欲望的问题，眼前的和长远的。政治就是顺民意，从民欲，其他一切都只是工具和手段，当作信仰就本末倒置。

政权要治理天下，就要执国柄。如果失去了抓手，太阿倒持，后果不堪设想。税赋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效率远不能与直接执经济权柄相比。

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政权持此三柄，便就把握住了天下大势，很难撼动。而后才能够从容施政，示公义于天下，得天下民心，建立起牢固的认同感。

根据自己的经历，徐平再回头看历史上的王安石改革，从记住的几条主要内容，便就看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三者的重要性。只是现在他还没有成长起来，再一个性格和经历的原因爱走极端，徐平不介意自己主动引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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