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沙州僻处西域，人户不蕃，地方不广，昭文相公一再叮嘱，过于多虑了。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让其裂土封疆，也无大碍。”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自张议潮起，地方百姓群起响应，赶走吐蕃，惨淡经营一二百年，何也心向中原，不忘其本。立西平王以应民心，朝廷示其公，设流官治理地方，则朝廷于天下大义也。得两州之地，再行裂土封疆，糜费钱粮，公义何在”

章得象恭声谢昭文相公指教，回身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徐平看得出来，章得象这一声谢只是客气，心里其实并不当一回事，觉得自己在小题大做。本来吗，随便找个人立为西平王，还说多么多么重要，很多人都觉得可笑。

这并不可笑，西平王的人选确实是有些随便，但后来的制度却不随便。汉太祖所谓斩白蛇起义，真细究起来，其最初起兵又能够有多么神圣但其一直坚持，最终形成了两汉四百年的昭昭天命。起步的基础差，只是开头艰难，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

立西平王，实际治理权牢牢由朝廷掌控，两者缺一不可。不立西平王，朝廷制度地方不适应，与百姓之间没有缓冲，容易冲突不断。地方不平静，便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百姓愈加不满。恶性循环，结果难以预料。立了西平王，再授以治理之权，形成真正的裂土分封，最终必然坐大。不要说教化，只怕那地方早晚还是要分裂出去。

政治就是这样，说到底是关于人的事情，追究到最根本，或许就是很简单。关于人是社会性的，还是独立性的出于趋利避害从而凑到一起来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根基。真问起来，谁会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高深在很多人眼里，说不定就真认为想这个问题是吃多了撑的，自己比谁都高明。

谈到历史，谈到政治，有的人会高高在上地抛一句：人，天性就是自私的，连这都看不清，都是被洗脑了，还没有经过社会洗礼。实际上这样说的人，说不定还很认真地赞同社会主义制度呢。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个什么意思，有必要知道吗

不在这个位子上，没有必要知道。徐平做到宰相的位子上，脑子就必须清楚，一定要知道。不然就会出现制度混乱，互相之间牴牾不清，缺乏可执行性。

不要求官吏按照制度办事，政权的政治制度就失去了严肃性，无法取信于民。按照制度办事，照着这一条干，就违犯那一条，照着那一条，就违犯这一条。怎么办觉得自己聪明可以删一些留一些删掉一条就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从唐到宋，为什么对于人的性情一直纠缠不休真是读书人吃多了不想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耗费精力因为人性的认识，是政治制度的根本。

共产主义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否定之否定认识的一元进化论，下一个朝代必须比上一个朝代先进，这是理论的根基。事实与理论有出入，也必须硬套进这个理论框架里。社会主义是认为人有一元的社会性，所以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有大量的共产主义信徒，但是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冷战的结果已经对这个人性的争论给出了答案。承认了人性不是一元社会性，而是有两元的个人和社会两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承认了人有社会性的资本义国家，最终笑到了最后。不管这个认识是主动的还是盲目的，符合了这个方向的，制度就表现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平前世跟许多人一样盲目。说起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下边执行很困难的时候，经常跟身边人一起发一句牢骚，人家外国怎样怎样，就不会这样。憧憬着有一天，最终也会跟想象中的那个外国一样，不会再这样了。

现在明白了，哪里有想象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词而已。真按着那个方向去，最终会是一塌糊涂。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导致制度需要不断改变的不稳定性，和要以一理贯之的任务艰巨性。

人性认识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在农业社会就是人性善恶的讨论，到了工业社会，必然会发展到社会性和个体独立性的讨论。这个问题不清楚，制度就是一团乱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识，压下了这个时代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他开始把社会资源向城镇工商业引导，工业化会很快发展起来，关于人性的争论还会再起。

对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厂合不合理对外掠夺还是实行互惠贸易社会管理成本是应该由劳动者承担，还是由资本和资产所有者来承担政策取向都会以此为根本。

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好处，便就要承担帝国主义的一切邪恶，什么不可避免之恶，都是装神弄鬼的神棍说法。世间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高处不胜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决定其实不被同僚理解。包括宰相和参政在内的很多人，对徐平对一些事情上的认真暗中摇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确实引导国家在向前发展，不去计较这些罢了。

殿试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废除殿试，直接以省试名次放榜。这个说法不是富弼心血来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经提议过。这个建议有其来历，唐朝科举实际上是没有殿试制度的，武则天当政时的殿试不正规，没有形成制度，是偶然特例。循唐朝制度是一种风潮，不只是科举，包括官制，一直都有这种声音。武则天当政，在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试，成了反对殿试制度的一个理由。

历史上富弼的建议曾经被采纳，发出了诏书，只是三天之后诏书便被收回。此次徐平直接把这个建议压下了，复古可以梳理思想，不是洪水猛兽，但泥古要不得。历史的进程要向前看，发展到了这个时代，唐朝的制度，包括唐朝的法律，都已经与现实社会不相适应了。包括官制在内，重行唐制都是削足适履，没有可行性。

殿试黜落则伤圣恩，滥取则玩政，都有其不好的一面。徐平已经定了，让殿试落榜的进士可以选择入御前忠佐司的将校营参军，留了一条路，已经够了。历史上富弼为相，最终还是借欧阳修，把省试的名额压了下去，形成了殿试不再黜落的制度，从实际上废除了殿试。这是这些人对恢复唐制的泥古表现，包括官制改革，恢复三省，都是如此。这是思想上的局限性，没有必要去猜测他们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小心思。

历史上元丰改制，官制改回唐朝制度，一改完宋神宗便就后悔。看起来改完的制度整整齐齐，实际上跟政治现实不适应，处处都别扭，最终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政治现实需要制度的灵活性。以为经常变更是制度不完备，非要形成百世不变的制度和官僚体系，是死读书，忽视现实需要的表现。

三月二十二，乙丑日，殿试放榜。

御试官上本届进士名次，本以王安石为第一，因为赵祯不喜其文中有“孺子其朋”一句，决定改为第二。结果第二是王珪，第三是韩绛，都因恩荫而有了官身。制度不允许有官之人为状元，只好把王安石改为第四，原第四人杨寘为状元。

杨寘继王曾之后，再次连中三元及第，也无话好说。宰执学士都贺得人，站在前边的徐平只有苦笑，看着殿下的王安石有些失落。

或许王安石需要这样的挫折，徐平最终选择了沉默，看着王安石的状元飞了。

依旧例，由次相到琼林苑押宴。

回到政事堂，晏殊对徐平道：“相公，杨察是我的女婿，本届状元杨寘是其弟，我去琼林苑多有不便，不如换章相公去”

徐平笑道：“押宴代圣上去，哪有回避之理相公但去无妨。”

杨察是景祐元年的榜眼，本届状元杨寘的哥哥，也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和杨寘论起来是姻亲，不过押宴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回避的道理。徐平的女婿苏颂同样是本届进士，要回避那只有章得象去了，让第三相去又显得不隆重。

苏颂因为父亲苏绅在考官之列，参加的是别头试，最终中乙科。徐平不以为意，只要中了进士，未来前途就一片光明。不说自己这个丈人，前世能记住这外名字，就说明苏颂未来必有一番成就。而且观其才学，确实算得上出类拔萃。

张载、刘敞这些人，因为曾经跟在徐平身边，参加按徐平思想进行的进士试，全都高中。刘敞中甲科，张载中乙科。

看着晏殊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杨寘此人，文学高选，事亲至孝，此次甚是得人”

徐平随口道：“景祐元年状元张唐卿，甚多人看好，一样也是事亲至孝。奈何天不假人，其父过世，唐卿哀过于伤，吐血而亡。唉，孝之一字，子曰哀而不伤，甚是难为。”

张唐卿状元及第，通判陕州。治下有个叫吴忠的人，父亡而母改嫁，次年亦亡。吴忠盗了母亲尸骨，与父合葬，事发被捕。张唐卿以其虽然罪当受刑，而出于孝心，令其到母亲改嫁的那一家负荆请罪，结了这一案子。不久之后，张唐卿父亲身亡，他悲伤过度，最终吐血而亡，二十八岁英年早逝。

徐平是有感而发，没想到一语成谶。数月之后，杨寘未及赴任，母亲身亡，他最终悲伤过度，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岁。

几年的时间，两个状元皆因为一个孝字，过早离世。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过度，再好的事情，也会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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