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徐平与晏殊和章得象端坐，三位执政拱手行礼，分座议论朝政。

徐平道：“以后至午时，众宰执到政事堂集议，用茶点。若无难决之事，午后各自休务归家，诸位以为如何此为常例，若有紧急大事，可以急召众人来政事堂。”

众人拱手：“谨依相公吩咐。”

晏殊道：“丰胜路范仲淹奏，西北事务繁多，在朝廷多有阻滞，甚是不便。他提出宰执中可否分出一人，专理西北事务。如此一来政令通畅，上下皆得其便。”

陈执中道：“我觉得，此议可行”

徐平看了陈执中一眼，淡淡地道：“公事之中，没有我觉得各路事务，自有中书门下诸衙门处置。依制度而上奏，合于道理则行，不合道理则格。现在事有阻滞，是各衙门道理未通。政，就是当政者要正，学而能改则正。我初居相位，道德未立，其理未通，衙门理事心中有惑，至有阻碍。接下来的日子，你们定个章程，凡在京待制以上官员，每过多少天，聚集学为政。道理不辨不明，大家边学边辨，心中无惑才好理政”

众人没想到徐平穿上公服真是一点面子不给，心中一凛，一齐拱手听命。

徐平又道：“宰执对省事通治还是分治，自唐朝就有议论。虽然一直有人说众宰执分治省事为便，却终究不行，凡分治用不了多少时间必改回来。为何”

“宰相当国，以什么当国以贤当国还是以能当国对道理似解未解，自觉君子当政该信而无疑者，就以为当政者必选贤君子，选贤君子后当用之不疑。此想法大误宰执正位政事堂，非用其能也，用其贤也。理政当由各衙门依制度而行，宰执通其理。道理于政事中一以贯之，行于天下，去万民对朝廷政事之惑。一人其贤终有道理不通之处，是以数位宰执共处政事堂，查漏补缺，集众人之力而正宰相之位。朝廷理政之能，在中书门下诸衙门，非在宰执。若分治省事，是把中书分成几衙门，政事堂名存而实亡”

宰相是干什么的确切地说，宰相不是处理朝政的，而是对朝政把关的。行政制度中的这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要把政权的治国之理，彻底地贯通于全部制度和施政中。把秦汉时的丞相制度，改成多人执政的宰执集团，并不是为了分相权，也不是为了互相牵制，而是天命已经不被人民认同，执政者再由一个人向天命负责，已经难解人民对政治的惑了。

丞相制时，天下有灾异，说明天对政权有意见，由宰相出来负责。或贬官罚俸，或者是直接换人，以应天变。在昭昭天命之下，如此做会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有凝聚力。

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由什么来保证靠着选举制互相牵制其实那只是部落遗风，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文化。现在北边的契丹还在行柴册礼，契丹皇帝是由世选制产生，凡有大事他们也是进行各世选诸侯的大集议。这是从部落直接进化到帝国的文明中，很多都会有的现象。徐平前世，很多人对政治不解其理，心中多有疑惑，至生心鬼，便请了洋人的制度来镇自己的心鬼。凡是洋人的制度中有的，便高呼为神，觉得不可战胜。从史书中看到契丹还存在着部落遗风，被心中的那尊洋神震慑，便就以为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高呼为什么大宋打不过契丹，人家契丹有着洋人那神一样的传统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那岂不是文明永远打不过野蛮，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对政权有一套一以贯之的道理，合于这个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够施行下去。从开始选人才的第一步，便就开始贯穿这套道理，一直到最后的行政措施。通过长处累月的政治行为，这套道理与人心相呼应，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文明。

这就是徐平所说的，公事中，没有我觉得。穿上公服为扮，按照道理定制度，定施政措施为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去除个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国之理来进行。

范仲淹错把圣贤政治当成了君子个人修行，在思想意识上，确实还没有满足做宰相的要求。历史上他行庆历新政，就是让宰执分治省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块，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却让政事堂名存实亡，失去最后把关的作用。政治中没有了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乱，会迅速销蚀政权的合法性。

庆历新政失败，后人归于吕夷简等保守派的打压破坏，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后，非要找忠臣奸臣。这个年代哪来的忠臣奸臣个人操守或有不同，但只是各人正位或失职，非关忠臣奸臣的事。不明道理则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时政事堂里的人，对道理或有未通之处，但都知道以理治国，对徐平的话并无疑义。

章得象道：“日前圣上访进士取士，诗、赋、策、论先后。叶清臣言，查唐朝取进士旧制，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似较为稳妥。”

徐平道：“朝廷取进士，选贤也，通治国之理者用之。科举之制，其来有自，查其源当起自两汉察举之制。两汉为何用察举因其以昭昭天命，大镜悬天而解民于政之惑。以天命治天下，则民间必有知天命之贤士大夫，以此查而举之，与其共治天下，此汉之朝廷不敢违天之意也。两汉其国得自天命，是以天子必孝于天，天则佑之。以廉治国，不敢欺天是也。是故汉之察举，为举孝廉，为学者不得不查。”

“董仲舒一儒生，为求进用，曲改阿附，以天命代人心，使汉借周德。汉兴于此，亦亡于此也。此天命，终是借来，借来者岂可久守也以民声而应天命，王莽代汉，终至天下大乱。光武帝神武英资，中兴汉室，鉴王莽之祸，后汉天命不查民声，而求之谶纬。谶纬达天命，终是伪诈，以伪诈者为真则国必为人所盗。后汉末年，天下之权渐移入豪室门阀之手中也，天子仅拱手听命之木偶尔。此天命之伪，天下已历历在目，后来者再建天命已无可能。是故自隋起，执政者渐知天命不可复，终求周之真德。德散化仁义入民间，科举代察举之制，此其义也。欲以科举求世间知仁义道理之贤士大夫，以共治天下。”

“何谓周德朝廷为天，民心为地，立制度施政治事，使朝廷达于民心。天地相合则德立，德立天下自治。不知民心则有天而无地，地若不存，天又安在天地之间再无一物可存也。策者，论者，皆朝廷之政也。诗赋者，民之声也。帖经、墨义，古人之道理所存也。以此知之，当先策，次诗赋，次论，以帖经墨义结之。”

“为学者当知策、论、诗、赋，其来有自，非文学之谓也，实治国之道也。进士之诗赋不可只查其四六、韵律，此必拟民声而为之。是故，策以拟朝廷之政，诗赋拟民之声而应此策，论则对其论治国之理。此三者通，才可为暂通治国之理，为朝廷之选。”

这就是道理通了，一切皆通，一切制度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在。

用策、论、诗赋和帖经、墨义来取进士，不是考他们的文学水平，而是看他们对治国理政的理解。文学水平要求并不高，最重要的是里面反应出来对治国之理的理解，对天下胸怀的感悟如何。这就是从准备队伍开始，便就贯穿治国之理，一以贯之。不能够在这个道理之中的人，终究无法在朝廷立足，把个人的小聪明从一开始就防掉。

汉朝的天命是借来的，皇帝能够借，就能够被别人偷。前汉以民声查天命，最后就是王莽以民声而代汉，再次走到了上古的禅让制上去。王莽志大才疏，其改革最终是激起了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才有机会光复汉室，把自己的天命抢了回来。如果王莽成功，则汉朝就变回了上古的禅让制，皇帝的世袭制早早就不存在了。

刘秀鉴于王莽代汉的教训，不再查民声，而是由谶纬中去知天命。谶纬是方士儒生们制造出来的，是一个比天命更假的东西，把假的当真的，汉室天下就被门阀世族偷走。到了东汉的末年，汉帝只是门阀世族的傀儡，没有地，那个天就是假的。

后汉不查民声，张角应势而起，得民心而成大势，天下板荡。刘备再是英资神武，也无法挽回汉失天下民心的严重后果，终于不能再兴汉室。

到了隋唐，都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治国之理，制度和政策随意性很大。黄巢起兵横扫天下，平黄巢之乱的还是大唐招进来的军事集团。

从韩愈柳宗元发端，到了宋朝才真正解决这个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历时二三百年基本完成。只是面临着蒙古兴起，武德不修的宋朝没有顶住，最后亡于外患。

到了明朝，再一次像后汉一样，不去管宋朝儒学背后的治国之理，把那个假的儒家当作自己的天命。实际上儒学在宋朝基本没有称家，只有道学家和理学家。这个假的天命皇帝能用，别人就也能用，到了明朝后期，跟后汉大权入门阀之手一样，明朝的大权实际上已经落入了士绅和地方大族之手。没有民心，政权再是挣扎，也难以守住天下。

把历史全归入王朝更替，完全不管其背后的道理，还是神神鬼鬼。明明每个朝代各有其亡的原因，笼统地归入阶级斗争，完全不管跟这个理论不符的事例。有惑不解，疑心而生暗鬼，只能够借阶级论这尊神，来镇心中的鬼。

阶级斗争当然是社会发展兴亡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没有其他原因了。这就跟资本主义国家有经济危机，便就固执地认为其必亡于经济危机一样。明明人家在那里好好的，盲目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闭眼我不听我不信，跟我想的不一样的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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