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之间，徐平不可能向其他人解释清楚这么复杂的问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理解起来本就特别地麻烦。徐平只需要让他们知道这根链条的逻辑，明白这样的做法可行，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可以了。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总会在执行过程中搞清楚。
李觏拿着酒壶沉吟了一会，才道：“也就是说，现钱入户等，要想不算进户等里，便就要把钱存入钱庄。那什么公司从钱庄里借贷，钱庄由此坐吃利息。都漕，是不是这样？”
“不错，正是如此。还有一点，钱不存入钱庄，直接入股公司也是可以的，一样不计入户等当中。只是公司的钱，就不是随便可以动用的了。要保证这一点，官府必须要掌控住公司里钱的去向，要有人去查公司的账目。年后，我便从三司勾院借几个人来，教本路各州各县查账的方子。就是公司的账，也要按官府定好的规矩来做。”
要让公司的资金不随便向个人手里流动，必须要有制度保证，让官府能够监督资金的流动。由此要求官府必须有强大的审计能力，能够监控整个社会的资金运作。徐平花了一年工夫在三司推行记账手段的改进和审计手段的变革，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候了。
几个人都低头沉思，想着徐平所说的这一系列动作的意义和后果，房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有火花在通红的炭上爆开的声音。
徐平摇了摇头，夹着羊肉在锅里涮着，平静着自己的心神。
热的烈酒入肚，酒劲立即散开，很容易让人兴奋。徐平现在就是这样，脑子里转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虽然有点蒙，但思维却异常地活跃。这样的状态，思想可以蹦出很多火花来，但逻辑思维能力下降，也更加容易异想天开。
企业或者就叫公司，再加上银行，是商品经济链条中关键的两步。由公司代替单个人成为社会经济的单元，从而让人的因素减少，资本更加独立，可以大大加快商品经济的脚步。而且实事求是地说，以这个年代的标准，徐平推出的政策并不算激进，最少比历史上几十年后的王安石变法缓和得多了。
当时户等最初改革，地方官府为了增加中上等户的数量，专门派出公吏每家每户去数房梁，去数砖瓦，连一只鸡下多少蛋都要计算。最厉害的时候，甚至家里的锅碗瓢盘有几双筷子都要做为资产算进户等里。后来由于闹得太乱，由吕惠卿提出“手实法”，即一切赢利性的固定资产，比如出租的房屋，耕种的的土地，各种磨房和渡船等等，才作为分户等的依据。即使如此，也还是不能遏制地方官府的**，你算赢利他们便就挑生意最好的一天或者一段时间算，渡船给你算到上面用了几根钉子，锱铢必较。
宋朝是中国最能对内折腾的朝代，法令经常变更，而且由于中央集权特别强大，会一下子就捅到社会的最底层。虽然执行会变得荒腔走板，但总能强行推行下去。
在三司的时候，中书有吕夷简牵制，有王曾压着想平稳不折腾，徐平没有办法推行这些政策。现在到了地方，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利用户等重定条例的机会，把社会上沉淀的资金逼出来，加入到即将开始的商品经济大潮中。
按照律法，储存现钱本来就违法，只是难于执行，而且没有太多的意义，地方官府也没有动力去推行。徐平现在只是给地方官府一个认真执行的理由，把社会上的现钱清查清楚了，便就会增加中上等户的数量，自己更加容易做事，这跟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也不用怕这项政策推行下去会导致铜钱从京西路大规模地流出，私自携带大量铜钱一样违法，算是走私。钱法最严厉的时候，就连开封城内带铜钱出城门，超过数量一样是犯法的，到了天圣年间才正式废除这项禁令，但各州之间依然不许大量携带铜钱。也正是如此，不管什么原因，出远门必须把钱换成飞票或者金银等轻货，虽然会被收手续费，也只能如此。不仅仅是因为铜钱难运，更因为法律就是如此规定。
这个年代，铜钱并不是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是有地域限制的，不然西川数路的铁钱制度早已经崩溃。这些限制，给了徐平推行政策的方便。
李参最先打破沉默：“如此一来，钱入户等，那民户私藏现钱便就不违禁了？此事要政事堂下敕令同意才行，我们一路可没有如此权限。”
徐平笑道：“难得糊涂，有的时候不要把事情算得那么清楚。我们只要不再受理因为私藏现钱的案子即可，禁令还是留在那里。真到了不得不废的那一天，自然而然就会从法令里废掉，政事堂说不定会主动下敕令呢。”
这话一出口，其他人都一起笑了起来，知道徐平是在打马虎眼，本路的改革先推行下去。跟法令违背的政策，只是从执行方面下手，而不直接去废除法令。这样一来，地方州县便就有了灵活性，也不会因为法令变更而引起大的动荡，最主要是避免来自朝廷的阻力。
官场上做事本来就是这样，怎么可能完全按照律法来？就是按律法，怎么解释，怎么去执行，历年的诏书和敕令还有冲突呢。官员如果能力和经验不足，会被公吏左右。胥吏地位那么低，怎么做到的？便就是在按例行事的时候，专门拣他们希望的条例出来，看你不顺眼了便就拣根本做不到的条例，官员对条例不熟根本没有办法。
先易后难，从实事做起，用事实去说话，是徐平的基本原则。最好能够先不要动现有的法令，等动社会发展到那一步，水到渠成，自然会有人去推动。自己掌握大局，何必去做这种容易引反弹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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