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赵祯终于还是把这句话说了出来。“钱粮虽然确实是国本所在，但治理天下，终究还是以仁义为重。仁义行，天下自治。”

徐平习惯性地去摸腰间的笏，却摸了空。才想起进天章阁的时候，赵祯特意吩咐一个小黄门给收了起来，以示今夜不用拘于君臣之礼，可以畅所欲言。

收回手来，徐平拱手：“陛下，读圣贤书，尤其是要观其原意，明了大旨，直指古圣贤本心。孟轲说梁惠王，这里的利，显然不是指的钱粮。依梁惠王所问，可知此处之利，是说孟轲见王，能带来什么好处。孟轲一介书生，以仁义游说诸国，又能够带去什么钱粮此处的利，说钱粮可，说兵甲可，说百姓亦可，凡是利于梁王之国的都可。孟轲之时，当时能够利于魏国的，难不成今天就不利于本朝若以这句话说治国不言利，那还以什么治国孟轲说何必曰利盖因当时魏国钱粮充足，兵甲精锐，所缺的只有仁义而已。本朝以仁义治天下，岂可与穷兵黩武的魏国相提而论若是用这句话来质疑朝廷不当用心于钱粮，岂不是刻舟求剑，泥古不化”

赵祯眉头紧锁，一时沉默不语。

现在朝廷真的不在乎钱粮那就不会有三司，更加不会一大半的朝政都在三司衙门了。求钱粮可以做，但不能明面上说出来，更加不能作为朝廷施政的指导纲领。

赵祯迟疑，不是他不知道钱粮的重要性，而在于一旦把这件事情挑明，所引起的后果他无法预料。以仁义治天下，哪怕只是喊喊口号，也可以凝聚人心。朝廷以钱粮为纲，让天下的百姓怎么想对于朝廷来说，百姓就是用来缴钱粮的

汉儒讲天命，皇帝受命于天，只要天命在，百姓受点苦又有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有天变，宰相便就要担责，代君受过，罢相都算是轻的。与皇帝坐而论道，地位如此之高，是白给的当然就是用来替皇帝受天罚的。相反天下百姓受点苦楚，哪怕活不下造反，只要天不示警，那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这一套在两晋就玩不下去了，道佛两教兴起，社会思想陷入混乱。至韩愈提出孟子道统，算是彻底结束了董仲舒的理论，到宋儒别开一派。简单说，就是借由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以民心代替天命，或者说民心就是天命。

到了这个年代，有天变虽然还是朝廷大事，宰相也经常要上表请罪，但已经不需要为此担责了。刘太后时王曾罢相，表面的理由是玉清昭应宫火灾，罢免宰相以应天变，真正的理由还是刘太后不满王曾对他的掣肘，那次罢相已经成为了特例。

民心就是皇位正统性的来源，最少要从理论上自洽。哪怕你实际施政完全不把老百姓当一回事，朝廷所宣扬的，还是要以民为本。

这就是意识形态，既受政治结构左右，又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政治行为。

徐平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但时间来不及啊，他现在还不足以把自己的改革纳入到现有的意识形态中去，所以才要立言啊。至于彻底改变这种意识形态，别说徐平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来，就是能够拿出来，没个几十年也完善不起来，更加扩散不出去。

先改革，用已经形成的社会存在来催化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是一条道路，但是徐平等不起。没有他在推动，新的改革就推行不下去，而他要推动，就要面对既有的政治现实，面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个不小心，这种束缚就会把改革捆死。

这是徐平改革撞上的第一堵墙，他必须把这一堵墙推倒，才能继续前行。

至于去寻找工商业资本的同盟，或者把三司手里的工商业散出去，形成一个新的工商业资本集团，作为自己的助力，徐平还没有那么天真。

说商品经济的有效资本不包括土地，可不是说只要不依赖于土地的产业资本就会推动资本主义了，那是两码事。必须从客观上，工业和商业资本的风险、利润彻底压倒农业资本，自动引导资本主动向工商业流动，而不是靠几个开厂开商店的资本家去推动商品经济。这不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是根本行不通的问题。

只要投资土地还比其他投资更加有利可图，风险更加小，资本就会从工商业自动流向农业，根本不以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情况下，哪怕就是搞起一条商品经济的链条，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也会源源不断地流出去，而不会投入到消费和扩大再生产里去。这条链条早晚会断裂，商品经济的萌牙由此被掐灭。

这是唯物主义，唯意志论是站不住脚的。

要想推动改革，徐平就必须借助三司来形成这样一条商品经济的链条，并努力维持住，由点到面，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要发展，总会有一个临界点，工商业资本对农业资本彻底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之后就是良性发展了。

初起的时候，去搞什么私人资本家，只会产生买办资本家。把本来应该用于工商业发展的资本抽出去，去买田买地，去买房子。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反而有副作用。

资本主义不是指资本家当政，而是资本当政，跟资本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有资本这样一个抽离了具体人格的抽象物，才有资格成为商品经济的主宰。资本家，充其量只是资本的代言人，而且不是资本惟一的代言人。三司，就是这个时代全世界最大的资本持有者，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三司就是资本的代言者。

从这个意义上，三司有能力、有意愿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徐平在三司所开始的改革，内部并没有遇上什么阻力，阻力来自于外部。

徐平还记得，自己的前世，欧洲资本主义革命是从原始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开始的。他们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从人性本自私，天然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出发，从而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资源自然会做出最优的配置。这由此而推出来的核心是重商主义，激烈地争夺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套理论基本趋于破产，欧美国家从经济制度需求出发进行了重新构建。

欧洲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对于经济有重大意义，天然是培养重商主义的温床。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在商品经济的链条中，生产重于商业交换，重商主义在这种环境下是没有条件发展的。同样的一条经济链条，中国的条件天然要求把重心放在生产和消费上，商业行为并不居于核心。相应的，当年欧洲人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也就不适合于宋朝社会的实际，徐平也没有去照搬的空间。

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也要从人的基本特性出发，从而推导出一套理论系统，与社会存在相适应。

徐平虽然是看书只观大略，这些年圣贤书还是看了不少，包括这个年代一些思想家的说法，也做了了解。比较来比较去，能够跟自己心中的大道吻合，有发展前途的理论，还是只有李觏的那一套说法。

人性本朴，无所谓善恶，人天然有生存的需求，满足了生存需求之后还有更加高级的需求。而满足人的需求的，便就是社会财富。只要确定了什么是社会财富，那也就能够提出劳动创造财富了，因为人的劳动天然能够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只有天赐之物才能满足。劳动能够创造财富，由此也就能够开始生产、交换、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商品经济循环。这个循环能够建立起来，商品经济也就成为了必然。

最关键的，这一套理论的核心是社会财富是用来满足人的需求的，从而求利也就是为了天下百姓，与现有的意识形态结合了起来。

朝廷求利是为了天下百姓，那么朝廷的利就不再与义相对，而成了天下之大义。

舍小节而全大义，这不正是孟子一派所高举的旗帜吗

历史上，在大多数读书人都在向孟子道统靠拢的时候，在非孟即是尊荀的思想大风向下，李觏独树一帜，非孟而不尊荀，自成一家。并且用这一家之言，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当世大儒，其理论功底自不待言。

也正是李觏的努力，在历史上打开了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大门。虽然实际上王安石是尊孟的，与李觏激烈反对孟子的态度完全不同。也正是李觏的这一派，开启了后来的南宋功利学派，在朱熹集各家大成为理学的情况下，与之相抗。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虽然不是王安石亲口说的，但也代表了当时变法派的态度。但实际上，这三句话都没有超出孟子理论的框架，孟子本来就是以一个不守条条框框的面目出现的。

用李觏的框架，徐平还不至于做到如此极端，能够用更加缓和的方式溶入进现有的思想当中。这个年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帮着徐平做到这一点，那只能是李觏。当年与李觏相识只是偶然，但经过这一段时间不断的书信往来，谈论一些学术问题，徐平和李觏已经自觉地成为了学术思想上的同路人。

现在的惟一的问题，就是这个理论的框架虽然已经搭好，但还没来得及把地基夯实，没有来得及把房子建起来。赵祯现在问徐平，着实是着急了一些。

备注：不知道读者愿不愿意看古今思想的碰撞，我知道作者们都是避开的，肯定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后面的改革，会从意识形态、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造等几个方面展开，我尽量集中笔墨，把这个问题简单梳理一下，以免有的读者后面一头雾水，因为这些内容后面基本就不会再涉及到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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